所以政府目前的稅負到底重不重，這是一個無法準確回答的問題。我只能說，第一、目前政府收入統計不全，政府預算并未覆蓋所有的政府收入；第二，就目前不完全統計情況下的部分的政府收入所占的GDP比例已經不低了。

我們只能寄希望于將來《預算法》的進一步完善，從而覆蓋全部政府收入。

《21世紀》：那您認為應該如何完善《預算法》？

許善達：預算立法，關鍵是明確“政府向居民和企業拿錢是要有立法依據的”。農業稅是個成功的例子。農業稅廢除的文件中有一條規定，除國務院和省政府外，任何人都不能向農民征稅。如果沒有這條規定，即使廢除了農業稅，鄉政府、縣政府自己發個文就可以另立名目向農民收稅，還是治標不治本。所以，至少從2006年到現在，沒有一個省政府發文向農民收稅，國務院更不會發文。

包括現在政府所有的收費項目，都應由立法機關重新審議，各級政府應由所對應的人大進行審議，通過的可以繼續收，但需向社會公告說明是何時由何級人大通過的；否則，凡人大沒通過而行政機關收費的，應當予以處分。

但這條恰恰目前在中國非常模糊，我們《立法法》上所寫的是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，但這種“立法授權”是不能層層授權的，是不被《立法法》所允許的，現實中這樣的情況卻屢見不鮮。所以要減輕稅負，還是要把稅收立法權上收。

《21世紀》：那在目前這種沒有依據的前提下，我們去談“結構性減稅”會不會造成更多的混亂？

許善達：稅收總量多少與是否進行結構性減稅并無邏輯上的矛盾之處。結構性減稅的原因是這一領域的稅收負擔、其稅制的合理性與其當前的發展水平不相適應。即使總量不大，也可以存在結構性問題，比如目前最大舉措——營業稅改增值稅（下稱“營改增”）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。

“營改增”后中央地方分成比例

《21世紀》：您之前說的鐵路、電信、建筑這三個行業今年應該推出“營改增”試點，現在討論很激烈，您現在是怎么判斷的？

許善達：這三個行業特點不一樣。電信相對簡單，如果要快，今年下半年就能出來。鐵路營改增要等鐵路總公司完成改組才能實施。建筑安裝有一個最大的特點，就是營業稅不在注冊地交，而在項目所在地交。以后改增值稅，按照增值稅的原則，是在注冊地交稅，營改增以后必須維持在項目所在地繳稅的原則。需要在方案設計的技術上好好處理。這個領域營改增已經推遲了。財政部、稅務總局的司長、處長，有足夠的技術經驗和能力去設計，關鍵是領導人要把這個原則定下來。